中国剪纸图案大全中的语言类型

单纯从字音上来说，谐音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的谐音，即完全意义上的同音字，相谐的两个字声母相同，韵母相同，调号也相同。这种直接的语音过渡，从剪纸画面到谐音吉语的重合符合我们现代的语言系统，如“莲笙桂子”→“连生贵子”、“瓜蝶绵绵”→“瓜瓞绵绵”等。这一类谐音方式，被很多研究民间美术的专家学者所关注，我们经常提到的民间美术中的谐音，基本上指的都是这类语音体系。这种谐音方式，是千百年来集体思维的创造，有其自身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运用，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种是近音相谐，即声母或韵母只有一部分相同，有一部分相近，谐音的形成较为抽象。这种谐音方式，从剪纸画面到谐音吉语，不太连贯，不太符合我们的发音习惯，如“葫芦”→“福禄”、“荷花”→“和发”(湘方言古非敷奉晓匣五组合口字读 h 或读 f,与普通话有别)（推荐阅读：中国民间剪纸图案大全中的明谐和暗谐）。再有如“瓜蝶绵绵”中，因瓜谐音“娃”，又因其内多子，民俗以此为祈子道具。所用之瓜喜南瓜，谐音“男娃”。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类谐音方式，对于这一类谐音的形成原因，我在研究中做出了推测：也许正是由于民俗活动中方言的交汇形成了民间剪纸中的这类特殊的谐音表达。自秦始皇兼并六国，实施“书同文”的政策，文字虽然统一了，但是由于方块汉字并不是拼音的，所以，文字的统一并不能促使语言的统一，反而使方言的分歧产生惰性，因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可以借助相同的文字表达和交流思想，朝廷对地方的政令，地方对朝廷的报告及各地间的重要交流都可以借助统一的文字进行。汉代的经师们只是热衷于解释先秦的经典，亦即周朝的雅言，并没有编辑韵书之类提供标准音的书。政府的语言政策可以说是任其自然，士大夫沿用先秦典籍的语言写作，而各地方的人仍使用各地的方言，所以，地域不同，语言不同，自古就有。再加上历史上不断的移民，一种是由战乱引起的，远距离的跋涉，从甲地到乙地，中间虽然经过大块土地，但是并不停留，二是从某一开发较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向四周较荒辟的地带蔓延渗透。这样的移民活动，表现在语音方言上的交汇尤为明显，如三国时期：

《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这两处记载说明汉末时已有大量北方人给吴语区带来北方的方言，又说明汉时淮夷、江淮、徐夷的方言或语言至汉末时已基本南移。《三国志•魏志•魏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这说明汉末时关中方言已扩散到荆州地区，而使荆楚方言的地盘缩小。……

谐音主要是利用汉语语音特点而形成的一种语言现象。移民带来方言交汇和民俗形式的交汇，继而方言区的人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的民俗；随着新的移民的形成，这种新的民俗形式又被融入到了其他地区。所以，依赖于谐音形成的民俗形式在不同语言类型中传递游走，最后势必会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状态。这也就是民间剪纸中的有些谐音表达不符合我们现代普通话的语言系统的原因（扩展阅读：民间剪纸的造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