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民间剪纸的起源

我国雕镂工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穿孔，历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镂空、岩画艺术，商周的骨玉及金属镂空艺术，两汉木雕、漆绘、绘绣、剪金箔、画像石艺术等，及至汉代以后逐渐发展的剪纸艺术。中原汉族地区，随着纸的发明，很多原来的薄片镂刻艺术均采用纸张为原料，使得剪纸艺术深入到生活的各方面。而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由于纸张传入较晚，而且相对于当地盛产的一些原材料来说纸张也较贵，所以客观上对于流传已久的剪镂雕刻工艺得以在少数民族中继承下来，并在民俗生活中广泛的使用。在我国北方从东到西，无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桦树皮剪纸、赫哲族鱼皮剪纸、蒙古族皮革剪刻，还是西北高原哈萨克族皮革毛毡剪刻，都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薄片材料镂刻的技艺与民俗生活的结合。

世界上每个民族早期几乎都有过巫术信仰与巫术行，我国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早期大多都有过多神信仰或原始宗教，而且源于信仰产生的民俗节庆活动也较多见。汉代以来的“人日”节日习俗，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占卜活动，古老的前兆迷信观念和生命崇拜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人日”戴的“人胜”被作为祛邪镇鬼、求吉避祸的灵物，后来发展到民间招魂、求子、祭祖、祈福活动中也作为生命巫术的道具出现。满族剪纸中千姿百态的“姥媳人”女神群像，起源于萨满教的原始崇拜。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湘鄂桂一带的土家族剪纸菩萨的“求子”仪式，瑶族农历7月14日的剪小人祭祖，布依族新婚夫妇剪8个小人“搭花轿”仪式求子，壮族的剪童子“还花”习俗等，都是人形剪纸的求育护生巫术的体现。日川滇一带的彝族毕摩在做法事时，剪刻的各种日月星辰等的几何形状也是求吉避祸用的剪纸符号，起到巫术作用。除了原始宗教外，云南地区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群众也用虔诚的心理剪刻大量的佛教常见的莲花、佛盒、大象等形象还有热带地区各种常见的花草树木的形像用以娱神以求吉祥。

少数民族剪纸是少数民族服饰的依托，少数民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早已有之。服饰作为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不同的少数民族服饰，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发展和人的意识的丰富，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装饰习俗和其中蕴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其中部分是某种自然物崇拜或宗教信仰的“遗留”，或者表现出不同民族时代的变迁、民族的迁移、等级的差别和一些特殊的财产观念，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历史上由于元代蒙古族统治、清代满族掌权，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已经逐渐走入宫廷。而地处偏远的南方各民族服饰民俗也逐渐发展着，各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节日盛装“亮彩”习俗，姑娘绣制精美嫁衣嫁裙习俗，婚恋期赠送精美荷包、腰带等习俗都是促使南方少数民族民间剪纸花样不断翻新、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发展与变迁，作为服饰附属品的剪纸花样也在不断变化着。

不管是宋代的大量中原人南迁西去，还是元代东扩，也不管是“丝绸之路”、“下西洋”等因战争、通商等官方行为而进行的大型人口迁徙，还是民族族群内部小型的流动搬迁，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间大杂居小系居格局，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也交流频繁。明初及明代中叶，佛、道文化相继传入长江上游的丽江，相关的经蟠剪纸也随之传入。明清历时300多年陆续绘制而成的丽江白沙壁画，其绘制者之一张道士的后裔就有擅长剪纸者，当地佛寺的和尚也多是剪纸好手。清代出现的专门雕剪绣花样的剪纸艺人游走四方，边刻剪边出售，为城乡妇女的家庭刺绣提供可依样绣花的底样，并促使民间剪纸的跨地域交流，扩大了民间剪纸的影响，使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用的故宫坤宁宫，房顶、墙壁上按满族习俗裱纸，贴黑色剪纸。舍族、土家族、松佬族、白族、彝族等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的服饰花样剪纸中可以看出大量的汉族吉祥文化的借用。

少数民族民间剪纸的文化特征是一种隐性的超自然思维现象，在惯常的思维空间应用上采取跳跃式的选择，是对自然对人生的一种独有的判断。少数民族剪纸是少数民族心灵的表达，对应着人类心灵的某种特定感受和特定体验，诉诸人的视觉、听觉和内部感觉和想象，并因此激起人们新的种种情感和想象。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妙不可言的非理性文化，它的真正的特征在于隐性和无标度性，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全在领悟与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