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传统民间剪纸的图型特征

当我们看到造型各异的陕西剪纸时，我们是否想过那些保留至今的造型中为何存在着具有典型形象的动物鱼、蛙、鸟。可以看出这些动物形象可是陕西传统剪纸图案样式的基础造型。为了研究他们的历史意义，本人查阅了历史资料，从陕西的仰韶文化中我们看到了与之相对应的雏形。人的产生已有上百万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中历练着自我，发展着自我。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存。然而，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里，人类的生存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时刻都将面临着死亡的侵袭。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他们对于洪荒的世界也只是在摸索阶段。通过半坡出土文物骨鱼叉、鱼钓钩、石网坠，可以推测当时沪河水量丰富，鱼类繁多。先辈们在沿着河流迁徙，开拓新局的时候，水中的鱼类为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急需的生活资料。从而，鱼类、蛙、乃至河内动物等与古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半坡文化时期的鱼形花纹在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广泛流行起来。陕西丰厚的地域环境养育了华夏炎黄部族以及夏、商、周、秦族在创造了灿烂的原古、图腾文化。虽然宋、元特别是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陕西形成了长期的交通封闭和文化封闭。但正是这特殊的历史人文情感，即使后天河流水位下降，鱼类减少，从而在人们主体生活中消失，但却因此使得丰富而古老的民间文化得以大量保存。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人们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出现鱼、蛙这两种动物，我们知道，它们具有极强的生殖繁衍能力，正因为他们的这种能力使得当时的人类对他们产生崇拜和敬仰之情。在陕西传统民间剪纸中，不仅有单独的鱼、蛙造型，更有不少将人面与这两种动物合体的造型，那么这种不合情理的造型我们如何理解?问题进一步演化，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类有了敬仰之情崇拜之意便会产生心理作用，寄希望这种力量降临到自己身上。希望动、植物的这种神力庇佑着自己，来弥补自己生理与心理的缺憾。氏族逐渐诞生，作为群体力量的象征，图腾崇拜产生，图腾作为庇佑的标志，在低级阶段可以是纯动物的祖先崇拜。但图腾要作为族徽，成为氏族的旗帜，就需摆脱图腾崇拜的原始形态，进入图腾人格化的表现。l5]我们在陕西出土的大量彩陶中见到的人面鱼纹恰恰所命了这点。远古人类将鱼和人结合的图案纹样，是鱼的人格化表现，也是赋予人生殖繁衍能量化的体现。人面鱼纹的鱼已不单单是作为自然界渔猎的对象，而是作为氏族神出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面鱼纹和生殖崇拜有关。这些人鱼叠合相亲的纹饰，反映出当时人类与鱼类间的特殊关联，反映出科技落后的遥远时代，人类对自然界万物的理解，实际上是“凭着人化的自然”而产生的“人的感觉”和“感觉的人性”的标志。

以此借鉴陕西传统剪纸中的娃娃鱼、蛙的神秘雏形便能揭开面纱。在陕北和关中，至今还有许多人鱼叠合的传统纹样，如《娃娃鱼》、《人头鱼》、《多子鱼》、《人鱼》、《鱼蛙》等。这种“人格化的鱼”的纹样不仅存在于剪纸中，它们常常被作为传统图案绣在妇女的遮裙、儿童的裹兜上，其内涵表现出原始氏族社会图腾意识的孑遗。

在陕西临撞县乃至关中地区的传统剪纸艺术中，至今流传着的造型，这些虽然并不美，却反映出一种对生殖崇拜的神秘意识。“蟾蛛”或者叫“蛙”化早期原始村落—姜寨遗址发掘的彩陶中，有我国最早的“蛙”腾形象，它们之间显示了一种历史的有机联系。临撞丽山北麓仰韶文，即蟾蛛图腾形象，它们之间显示了一种历史的有机联系。

而且，陕北地区还有一种具有神力能驱病消灾的“招魂娃娃“、“五道娃娃”、“疗疮娃娃”、“瓜子娃娃”、“抓髻娃娃”等形象。这些娃娃的排列方式总是连成一串，在青海大道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上，也能找到一脉相通的雏形。

从六七千年前的遗迹中，我们发现了传统剪纸艺术造型的渊源，其敦厚温和是母系造型文化传承下来的特色与烙印，更是对母性情怀最深厚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