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传统民间剪纸

19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过程中。面对西方入侵，中国社会从上至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政治上变法维新，经济上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上则开始“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多种方式关注西方。学术方面，受到国外影响，开启了具有现代色彩的研究工作。民间文化方面，一批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潮影响，发动了“眼光向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向下关注民间，对民俗事象加以关注。中国学人从西方引进民俗学的概念时，民俗学在西方文化中是作为“遗留物”的概念存在，引进的民俗学体系和概念受到进化论深刻影响。

包含剪纸在内的民间艺术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被纳入到社会公众视野中，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也成为民俗学家关注的对象。“在民俗学意义上，民俗是被民俗学家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它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符合特定的题材(genre)或文化形式。”对20世纪初期民俗学而言，剪纸被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出来，是源于其“遗留物”的理论假设。如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众的生活，无论是物质方面，或是精神方面，大多是比较地‘传统的’。远古时代，甚至前史时代的某种制度、工艺以及信仰、习俗等，在文明国的上层社会中，早经消失了痕迹的，却往往可以在村落民众的生活上找到它”，“这些在内容上、形式上，往往是前史时代或古史时代的遗留文化。”他认为“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的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而这些民间图画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造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与西方民俗学搜集“遗留物”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同，中国民俗学在发轫初期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日常生活。包括剪纸在内的民俗事象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占主导方式的时代里，剪纸是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维持日常生活必需的手段之一，是与自然环境、生计相适应的生活内容之一。除年节时分剪窗花，装饰居室外，在大多数普通居民的衣物等都是手工裁制制作时代，剪纸作为绣花底样曾经是维持家庭生计、装点生活的一项技能。剪纸对生活其中的民众而言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人生礼仪中的喜花、丧葬花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剪纸之于民众是具体而微，真实可感的生活内容，它养成了民众的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经由民俗学提取出来的剪纸意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的，将民俗视为落后于现实生活，就不自觉地将民众置于被改造和解放的地位。对民俗研究者而一言，剪纸从最初的遗留物逐渐成为需要解放的对象，而使用剪纸最广大的农民阶层就成被加以改造的对象。在近代中国，农民阶层的地位和位置一直是处于激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氛围的双重包裹之中，前一刻可能被视为落后、愚昧的代表，后一刻又作为联合动员的中坚力量。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革命已成为社会生活主要内容，作为现实中被联合和动员的社会力量的农民阶层已经从原来受压迫的位置解放出来，而此时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认识和阐释围绕着革命所确立的社会结构。毛泽东在《延安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作为一种革命的号召指示，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将剪纸等民间艺术从民间挖掘出来，成为可以动员的力量。文艺家江丰、张仃、古元、力群、艾青他们对民间剪纸作了收集整理，借鉴和改革等工作。版画家古元、力群结合当时抗日形势，创作了《读报》、《民兵》、((合作社》、《织布》、《扫盲))等剪纸作品。为当时巩固红色政权、劳军支前的宣传活动起了积极作用，标志着民间剪纸从民众日用向革命符号变化。同一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剪纸不断收集并命名为“剪纸艺术”，也引发了对剪纸艺术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情及对其历史发展的探索。如陈书亮《窗花:民间剪纸艺术》(1947)，内分人物、走兽、翎毛、鱼虫花卉四部分，共收窗花98幅。在伴随花样搜集的基础上，剪纸与其创造群体的关系和意义经由知识分子的过滤和阐释日渐明朗。如艾青所一言:“剪纸可以说是农村家庭的产物，是没有印刷条件处所的艺术品。